1935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依·斯特莱克（Roy stryker）就提出要为纪实摄影下一个定义，但迄今为止，都没有一个公众认可的定义。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就摄影而言,最先使用“纪实一词的是20世纪初法国摄影家欧仁·阿特热。“纪实”这个词源于拉丁文的docere，意思是教导，纪实照片的功能不止于传达信息，他还教导观众从他所透露的真相认知社会的某个层面。

　　1985年，美国南卡罗莱那大学硕士生斯蒂芬尼.安克莱恩（stphani e Am Rlein）在《纪实摄影的新定义》中说：1、纪实摄影是由一个技艺高超，富有献身精神的摄影家以任何画幅的照相机拍摄的系列照片，它能抓取人类状况的现实本质，展现生活条件，无论是好是坏。

　　2、纪实摄影是对被研究社会状况的视觉描写。其中流露出拍摄者的关心，并表明可能需要作那些变化。

　　纪实摄影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摄影家们，秉承人道主义精神和善良准则，以无比的毅力甚至是献身精神，深入人类的生存实际，真正的了解并尊重被摄对象，不虚构、不粉饰、不夸张，大多以抓拍的方式再现的真实的情景。纪实摄影作品无论美好或是丑陋，目的都在于表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引起人们的关注，唤起社会良知，同时记录特有的文化，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历史财富。

　　到目前为止，对于纪实摄影的确切概念范畴，虽然每家之言各有不同，但在主要的核心问题上基本还是达成了共识，那就是：

　　1、当其诞生之时，西方人将其命名为Document Photography。根据Document最基本的含义，它应当是指起到一种证明、证据和文献作用的摄影类型。

　　2、在中国最后定名为纪实摄影，同样表达了文献和历史纪年的含义，也强调了线、根据两者命名的定位，纪实摄影应当是对人类社会进行的真实的记录，它的题材内容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文献价值的。

　　小品的特点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讲述一个故事，反映一类社会现象，因此信息量非常集中，而且通常采用比较夸张的手法，带给人们直接的冲击力。而新闻摄影也具有相似的特点，它讲求时效，并且一张画面就已包含了何时、何地、何人、何事的完整事件，同时由于新闻传媒的内在竞争性，绝大多数的新闻照片都具有非常强的视觉冲击力，因此，新闻摄影纳入到这一类别。例如摄影史上的名作《共和军战士之死》（罗伯特·卡帕摄于1936年）和《李·哈威·奥斯瓦德遇刺》（罗伯特·杰克逊摄于1963年）。两幅照片都各自向人们传递了非常完整的信息，令人有触目惊心的感觉。

　　对于这样的划分，可能有很多人会提出异议，因为一直以来，尽管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有很多相通之处，但一向是被作为并立的两个概念。我认为，新闻摄影应当属于纪实摄影的一个类别，一幅照片通过大众传媒成为所谓新闻摄影，它必定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的，是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的。况且今天是新闻，明天就将成为历史，明天的明天也就成了文献资料。我们把新闻摄影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也许是因为它强烈的时效性和所肩负的传媒任务。我们也不能割裂纪实摄影与新闻摄影的血缘关系。

　　对于小品型的新闻摄影，最基本的标准当然是要具有时效性，以及画面内容的完整性，同时要能够以足够的视觉冲击力传递重要的信息。

　　电视剧会以较长的篇幅围绕着特定的主题娓娓道来，演员的表演也不用像小品那样夸张，更为接近日常生活。同样，报道摄影或专题摄影不像新闻摄影那样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摄影者也不会被迫用单独一张照片来说明问题，他们可以更深入的挖掘主题，更全面、更详细地表现被摄对象，用数量较多的、风格和形式统一的、成组的照片将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讲述清楚。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甚至可以说这是纪实摄影的中坚力量。例如在《中国故事--当代中国纪实摄影》中，就收录了近百位中国当代摄影家的近两百组图片。他们选择了独特的题材或根据自己的视角进行较长周期的专题性拍摄，每一组图片都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读这些故事，就像是观看一部以真实题材为背景的电视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深度理解和感受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

　　在评价标准上，报道摄影或专题摄影更重要的则是题材的选择，要看摄影者是不是能以独到的视角选择有价值的主题，并能够深入的挖掘到事情的本质，并以合适的方式表现出来。

　　电影的篇幅长短介于小品和电视剧之间，它并不要求对一个故事娓娓道来，而是更主观性、观念化，更具有导演的个人色彩。在纪实摄影中同样有这样一类的作品，它们并不像新闻摄影那样一张照片就包含所有信息，也不像报道摄影或专题摄影那样仿佛在讲述一个故事。它们也许会围绕一个主题，但照片与照片之间并不具逻辑性，它们富有摄影家的独特风格，写实的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写意性或象征性。例如广为流传的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拍摄的《埃塞俄比亚士兵的脚》，摄影家没有将镜头对准战火纷飞，或是流血牺牲，然而一双饱经苦难的脚却毫不留情的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埃塞俄比亚人民条件的艰苦。再比如《面包师傅》，它源于摄影大师奥古斯特·桑德的《时代的脸孔》，其中的每一帧照片从表面上看都没有情节上的关联，每一个人物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集合在一起却展现了一个民族的性格，桑德也用他拍摄的日耳曼民族的众生相为历史做出了见证。

　　在评价标准上，对于具有较多写意性或象征性的电影型的纪实摄影而言，关键在于恰如其分地把握写实与写意的尺度。因为对于纪实摄影而言，内容才是灵魂，过于追求形式到产生雾里看花的效果，恐怕是有违其宗旨的。而象征性是否能象征的到位，也是需要揣摩的，这恐怕就要看摄影师的造诣了。

　　这样的分类不知会不会引起摄影界同仁的反感与批判，摄影是独立的艺术形式，此时竟落魄到要借用其他的艺术样式来说明问题，颜面何存啊？况且日后若举行摄影大赛，征稿时难道就注明小品组、电视剧组、电影组？这不是太滑稽了吗？我想，之所以要进行分类，主要目的是在于分类以后能够便于建立不同作品的评价体系，那为何不能借助其它的艺术样式呢？况且仅仅是借用一种称谓，只要能说明问题又有何不可呢？当然在称谓方面我们可以再进行商榷。

　　这是一类对所发生的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事件进行的摄影，例如战争、政治事件、重大仪式、灾害等等。毫无疑问，重大事件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甚至会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因此这些图片无论对当世的还是后代的人们，都具有弥足珍贵的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足以帮助人们温故知新，从摄影家敏感的视觉记忆中，找到前行的方向，或者少走弯路。

　　人类的社会不光有领袖伟人，同时还有凡人百姓；不止有刀光剑影风云变幻，同时也有柴米油盐平平淡淡。这一类摄影作品将目光投向最广泛的人类生活。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主流大众还是边缘个体，流行前卫也好，民俗风情也罢，善良的、罪恶的，高尚的、堕落的，欢乐的、痛苦的……都被凝结成一个个精彩的瞬间，被观看，被感叹，被学习，被思考……

　　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人的生存活动必然有其背景环境，包括自然的环境和人工的建筑等等。这一类不同于单纯的自然风光，与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风景也是纪实摄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摄影家对其进行的记录不仅仅是像风光摄影一样展现大自然的奇巧瑰丽，而是具有一种象征性或是揭示的过程，多侧面的表现人生。

　　对于重大事件、百姓生活、社会风景三个类别的评价标准，主要是从内容上有比较好的把握，或力拔千钧，或细致入微，或诚挚动人……真要分出个高低要注意不能流于俗套，同时当然要符合摄影这一艺术领域的审美标准--能够通过形式感上的足够冲击力，带给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

　　以反应社会问题、关注，包括饥饿、贫困、疾病、战争等社会题材为主的，以期引起世人的关注，进而推动社会改革和发展的纪实摄影。代表作品：解海龙的《希望工程》。

　　以人与生活为主线，讲述人的故事、表现人的情态、揭示人性本质，体现人文关怀，凝固生活细微，并以小见大见证社会变迁的摄影作品。代表作品王福春的《火车上的中国人》。

　　一、纪实摄影的出现是摄影本身的一次解放，更是意味着摄影走出绘画的惟一出路。纪实摄影以反映社会人为本质，摒弃那种唯美及人工的倾向，创出了新的美学领域：在纪实摄影活动中，艺术被淡化了，美学意义却更强了。因为纪实作品并不是什么美的原则，丑的原则或是均衡，对称等所能阐释的，纪实摄影的一切都是统摄在人的这面旗帜下，关于人的一切就是纪实作品的一切，人性的涵义也正是美学意义最重要的部分。

　　二、纪实摄影冲出了绘画的美学上的樊笼，挣脱了绘画本身的专制解放了自己，而且在前后一大批“新视觉”的实验者们的努力下建立了一整套有关摄影本身的美学主张，并以自己独有的摄影性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觉领域。

　　三、像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的那些令人意想不到，云谲波诡的奇喻的诗逼得读者注意诗的文字本身一样，纪实摄影体现了本世纪初出现的新批评美为思想对作品本体的崇拜。

　　“一张照片的价值不能仅用美学的观点去衡量，还必须从对人类和社会在视觉上的表现强度去判断”（纳吉）纪实摄影作为社会的见证者，从一开始就为人类的自身尊严、存在、人性的回归作出不懈的努力。如20世纪初美国摄影家路易斯·海因对童工进行的摄影纪实提醒了公众注意穷人的困境，促使美国人相信有必要制定一部关于童工的劳动法；20世纪70年代美国摄影家对日本的水银中毒事件的曝光引起全世界对公害的重视。这都是人类利用摄影这一利器为人类自身利益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典范。

　　纪实摄影具有深刻的力量，从字义的分析，纪实摄影是以记录生活现实为主要诉求的摄影方式，又分为：人文摄影和新闻摄影。都是来源于生活和真实，如实反映我们所看到的，换句话说，纪实摄影有记录和保存历史的价值，所以，纪实摄影具有作为社会见证者的独一无二的资格。

　　纪实纪实，这张照片首先当然就必须是真实的，真实性都不能保证又何谈纪实性呢？讲到这一点要涉及一个摆拍的问题，纪实摄影并不排斥摆拍，关键是要符合事情的真相和事物的规律，就比如奥古斯特·桑德的《时代的面孔》中的作品，如我们熟悉的《面包师父》、《年轻的庄稼汉》、《议员》、《扛砖工》等等，全部都是摆拍的，但它们却无比的自然与真实。而且好的摄影师应当都具有导演的特质，正如亨利·卡蒂尔·布列松那样在一个绝佳的场景处等待他的决定性瞬间，这样刻意的等待也是一种人为的安排。那么与其守株待兔，苦等那惊险一跃，（卡蒂尔·布列松作品《巴黎圣车站后方》）不如主动出击，邀请一位合适的对象帮你完成呢。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应当采用抓拍的方式。而且在新闻摄影中是决不能采用摆拍的，否则就违背了其本质精神了。另外，由于数码技术的出现和飞速地发展，纪实摄影的真实性正受到挑战，也越来越受到置疑，这只有依靠每一位摄影者的职业道德和良知了。

　　正如著名诗人罗琴柯在一首诗中所说的：告诉大家，坦白的说，应该为列宁留下什么：一座艺术的铜像，/油画像，/铜版画像，/水彩画像， /他的秘书的日记，/他的朋友的回忆。”最后他说，最好的纪念碑就是：一叠他工作和休息时的照片。所以我们应当感到骄傲，因为摄影具有其它记录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同时我们更应当感觉责任重大，所以拿起相机来者不拒统统拍下，可不能算作纪实，所以我们要慎重、要有所选择，以期在时光飞逝中为我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不可磨灭的、有价值的历史见证。

　　即使是铁面无情如法律，也要提到不能有违善良风俗，更何况是我们的纪实摄影。所以，真正有同情心、有爱心、有正义感的摄影家们，不会以零度情感为准则，不会恶意的暴露、不会高高在上地俯视。他们表现伤痛、疾病、罪恶、战争以及所有的不幸，都是为了不仅能表达同情的战栗，更期望能引起疗救的注意，能促使当事人的思索，带来改变的可能，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纪实摄影需要摄影者保持公正的眼光和角度，公平记录所发生和看到的真实现象，保持一种对人性的关注。我们知道纪实摄影是以人为主要反映对象的，用相机作为素描薄的一种直觉反应，按动快门，作为摄影家，在这之前要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在这当中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有对生活中新的视觉形象的敏感，对选择对象的敏感，对把握最佳时机的敏感。于是，一张真实的照片，往往展现出的是深刻的人性力量。

　　纪实也是证明或者证据。记录社会生活等的摄影，与单纯的记录摄影不同之点是，将拍摄到的内容强烈诉诸于人民的个体报道性质的意思。

　　纪实摄影表现摄影家对环境的关怀，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追求。纪实摄影家以冰冷的机器记录边缘景象或被人有意无意间“忽视”的事实，却往往能借着影像的力量，使摄影成为参与改造社会的工具。从纪实摄影发生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没载看，它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不言而喻。副产品纪实摄影史就是一部摄影家对人世间的不公、黑暗、动乱、肃削等进行记录、表述与传播的历史。通过影像，他们达到宣传鼓动，进而促进社会变革，使人间更美好的目的。

　　桑德出生于德国科隆郊外的赫尔多夫，少时在煤矿做工，后改行肖像摄影但并没有经过美术训练，所以养成了朴素的世界观和摄影技巧。他曾对他研究过的威斯特林这样回忆：“这些人们，从小我就熟悉他们的生活，....人因此一开始，我就从个别类型的村民当中，看到一种相同的类型，那是人类品质的记号。”

　　他不同许多摄影师，他并不是影象的“掠夺者”，而是平和的面对被摄者，如同他在照相馆的摄影经验，他同被摄者的关系是一种有意的平和展现，而被摄者的细节和内涵通过这种有意的摆拍充分展现出被摄者的身份特征，因此被摄者存在的意义正通过这种展现得以体现，即使被摄者试图掩饰自己所存在的身份特征，但摄影对于细节的直面体现却正好使得被摄者在于图象处于尴尬的境界，无从掩饰。正如约翰。伯格对于桑德两张摄于威斯特林山的《年轻的农民》和《村里的乐队》里所评论的那样：即使同是身着西装，但却同样无法掩饰穿者的社会阶级，正是他们的体貌特征和举止动作透漏了某种难以察觉的不协调，而正是这种不协调从视觉上给观者以难以言说的荒谬感。

　　但更多的情况，他对于德国各阶级肖像的如实记录，使他超越了摄影的范畴，更像一位人类学家，精确和超越表象的洞察力。而正是这种公正的态度将自己的摄影语言简化到最低，使更多的被摄者本身的信息尽量的提供给观看者，而随着时间的疏离，使他们本身越发珍贵。

　　柯特兹的每张照片都充分显示了艺术与生活融合一体的境界。他喜用多变的几何形态来结构画面弥补着痕迹地通过各种形态的交相辉映，强化光影的神秘效果，在人们的心中引发一种微妙、丰富的心理感受。布拉塞曾说：“柯特兹有着对伟大的摄影家来说必不可少的两个资质：即对这个世界、人与生命体的不倦的好奇心和精致的造型感觉。”

　　20世纪20年代，柯特兹开始在巴黎从事摄影，30年代后移居美国，经历了漫长的职业摄影生涯。他创作的题材非常广泛，从新闻摄影到为《时尚》杂志拍摄专业的室内照片。他的风格既反映了欧洲新闻照片发展的轨迹，又体现了注重构思和空间的新视野运动的特点。

　　柯特兹摄影的目的不是为了记录重大事件，而是要表现普通事物的令人感到意外的一面。因此，柯特兹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画面的趣味性和完美的几何结构，使其与内容居同样重要的地位。

　　柯特兹擅长利用造型和空间，并且对平面表现中的构图非常感兴趣。他还利用物体的边角、影调和线条为其影像构图，以其非常敏锐的眼光，观察到任何意外的生动细节并组合成精彩的画面。

　　柯特兹的作品不太注重捕捉精彩的瞬间，而是强调个人的表现，并且大多带有实验的性质。他拍摄的曾创下拍卖作品价格新高的与画家蒙德里安相关的照片，就带有强烈的实验性风格和构成意味。他告诉朋友说：“我出于本能的直觉试图在我的照片中展示出画家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他的简洁、简洁、简洁”。

　　柯特兹的摄影生涯长达73年，所选择的器材从大画幅的干板相机一直到波拉SX－70相机。如今收藏这些作品的人遍及全世界。

　　在画册中他使用了被称之为“摄影中所不应干的失败做法”，以人为的事故、粗颗粒、模糊和变形，构成了全新的视觉语言，从而恰到好处地将纽约的生活充满激情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我们还能读到一些经典的时装摄影作品，尤其利用了放置在大街上的镜子，以略显夸张的造型和幽默的色彩，就赢得了观众的一片喝彩。有评论认为他那些具有独创性的创作手法，“是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将自我的力量和勇气相结合”。当他的作品在80年代在纽约展出时，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萨考夫斯基写道：“克莱因20年前的照片或许是那个时候最不妥协的。它们是无畏的，表面上是最腐化堕落的——和人们习惯的正规标准相去甚远……这些画面向人们证实了在照片中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从而扩大了生活的词汇量。”

　　马克·吕布（Marc Riboud 1923年6月24日-），法国著名摄影师，出生于法国里昂。以来自东方的延伸报道而著称。主要作品有：《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Face of North Vietnam》、《Visions of China》。1957年发表了报道中的第一张图片，从那时起他先后多次访问中国，观察和记录了在中国发生的若干历史事件。

　　马克·吕布的作品并不一定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在他到世界各国旅行期间，他敏感地拍摄当地人民的生活变化，特别是通过一些细微的生活细节反映出一些重大和深远意义的内容。他不但用黑白材料拍摄新闻报道摄影，也用彩色材料拍摄，而他的这些彩色作品不但构图精彩，而且色彩优雅、细微。

　　在中国纪实摄影中，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徐永辉是最成功的一个。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春，他为贫农叶根土一家拍了第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之后45年来徐永辉为叶根土一家拍过30多次，纪录下他家45年的变化。叶根土家的变化代表着中国农民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活生生的一部历史，是我国亿万翻身农民走向富裕之路的一个缩影，很有意义，是难忘的瞬间，难得的瞬间。

　　徐永辉的纪实照片曾被全国不少报刊多次登载。叶根土的女儿出嫁，父亲把徐永辉为他家拍的照片当作《传家宝》送给女儿当嫁妆，告诫女儿不要忘记过去。199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特邀徐永辉带着他为叶根土拍的《全家福》照片跟亿万观众见面并介绍情况。一张合影照片受到如此关爱世属少有。这幅《全家福》的照片还被中国革命博物馆珍藏展出。